良法和善治缺一不可。地方治理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，不仅要有法理上的正当性，还要有明确的法条依据
日前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。其中，草案第45条是向地方授权限制机动车通行的条款。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表示，该条款属于不当授权条款，应当予以删除。有的委员建议，即使保留修改此条款，也必须增加相应的限定条件，明确规定补偿措施。总之，立法不能随便给单双号限行常态化“开口子”。
立法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。具体到机动车限行条款，它要调整的是，车主充分开车和所有市民(包括车主)对空气清洁、交通畅通诉求之间的平衡。对于特殊情形下必要限度限行的正当性，人们能够理解。但必须强调的是“特殊情形”“必要限度”，因为它事关公权力的规范行使，也涉及公民权利的有效保护。
限行，必须在法治的轨道推进，不仅要有法理上的正当性，还要有明确的法条依据。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于严格执法、建设法治政府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措施，其中包括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，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。用这样的视角审视一些地方法律依据不足的常态化限行，能否经得起“法外设定权力”的拷问?
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和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第20条，是各地阐释限行依据时被反复提及的两个法律条文。认真分析其内容，两个条款其实只是对有关部门特殊情形下临时限行的授权。而草案第45条——“省、自 治 区、直 辖 市 人民 政 府 根据本行政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和机动车排放污染状况，可以规定限制、禁止机动车通行的类型、排放控制区域和时间，并向社会公告”，条款授权宽泛，一旦获得通过，实行单双号甚至更严格的限行举措，便不再有法律障碍。这就难免让人产生一些忧虑：如果缺乏必要规制，有关权利如何得到切实保障?
固然，限行对于城市交通通畅、空气清洁起到了一定作用。然而，有限行的现实需要，法律授权也不可或缺，良法和善治，二者缺一不可。
良法是善治的前提。在立法环节，需要不断提高开门立法、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的水平。这就需要立法时更加注重拓宽群众有序参与的途径，广泛凝聚社会共识。与此同时，也要防止有些部门和地方利益被法律化，不能让公民权利被“合法”侵犯。就这次限行立法而言，应通过充分发扬民主，保证立法的科学性和严密性。对于什么情况下可以限行、限行到什么程度，做出尽可能明确的规定，压缩地方任意“发挥”的空间。
进而言之，一些地方未经授权、不依法行政，只是通过一纸红头文件就随意出台政策，既有上位法阙如的质疑，也存在不符合程序正义的问题。尽管可能有立竿见影的调控效果，但实用主义不能替代依法行政，好心不能替代程序正义，勺子不能比锅还大。因此，从源头上予以规范势在必行，按照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办事，这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。
